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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海英：埃及学是西方人创建的学科，它的主流研究者都来自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几乎“垄断”了这个学科的话语权。埃及本土的埃及学研究也比较滞后。中国对埃及学的研究起步很晚，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埃及文物可供研究，这些文物大多藏于欧美各大博物馆。近几年，随着埃及旅游持续升温，中国民众开始更多地了解埃及。

从研究路径来看，欧美国家是先有埃及文物，对埃及建构出印象，然后再去研究。在埃及学诞生前，欧美就有许多探险家把埃及文物带回本国，并有了大众化的过程。例如19世纪的一些设计师将提炼出来的埃及元素用于建筑设计、室内装饰，成为一种流行范式。而当真正的埃及学研究开始时，欧美学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考古时就会选择他们普遍感兴趣的内容，比如斯芬克斯、方尖碑、金字塔等。

中国学者是在埃及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普，因此我们的责任很重，要把已经建构起的埃及形象所造成的一些误读、刻板印象更正过来。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同类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吸引力。不同于西方学者，中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明是“欣赏”胜过“猎奇”。两大古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能够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他者”中看到真实的“自我”。

中国埃及学对埃及文字的关注，显示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几乎所有在晚清时期到访欧洲的中国人都惊讶于埃及象形文字欧洲杯下注，并对埃及文明的古老赞叹不已。这种反应是基于他们对象形文字与汉字的比较，将古埃及与中国古老的夏、商、周王朝等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曾指出，研究埃及文字，进而研究埃及文化和历史，将有助于中国人调查自己的过去。